纵观今年国庆档最具市场关注度的9部影片，其实各有“绝活”，它们试图在不同维度上展现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与卖点，可谓诚意满满。
以《731》和《志愿军：浴血和平》为代表，国庆档的电影其实在类型叙事、视听表达、主题建构等方面都不落俗套。但遗憾的是，这种创新意识像一种致命的诱惑，有时确实可以令观众耳目一新，但更多的时候则容易因为功力不够或方向有偏差，成了孤芳自赏式的清高或者自我感觉良好的卖弄。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万物皆可消费，再尖锐沉重的题材，都可以通过“符号化”加工的方式，从中提炼出几个易于传播的概念或者形象，满足观众对特定题材的某种想象，抚慰他们的集体焦虑，进而成为市场凯旋的通行证。
今年国庆档有好几部影片的题材都非常严肃，但是，在商业片的创作逻辑中，这些影片必须将题材处理得非常讨巧，看上去虽有金刚怒目的姿态，但底下是慈眉善目的包容与身段灵活的圆滑。最终，这些电影像是中医里的刮痧，乍一看触目惊心，实则人畜无害，甚至还有益于社会肌体。
《毕正明的证明》有一个警匪对决的故事框架，它的触角伸向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某个阴暗角落：火车盗窃。而且，影片通过毕正明追查窃贼的执着身影，不仅讴歌了警察为了匡扶正义的付出与牺牲，更折射出中国社会治安数十年的变迁轨迹，与国庆档特有的家国叙事形成巧妙呼应。
《毕正明的证明》并未将反派角色塑造成恶的符号，而是强调，被人贩子拐卖的江米条和二宝，被曼姐收养的大白桃，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与他们破碎的童年与扭曲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影片还暗示，花手若走正途，本可在钢琴演奏方面有所成就，大白桃凭借出色的外形，大概能做模特，但他们从未获得想象另一种人生的资格。
这份深植于命运的悲情与苍凉，本能使影片在追求正义战胜邪恶的曲折与坚定之余，也体现对边缘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但是影片为了突出“传奇色彩”，将盗窃团伙构建成一个等级森严、规矩林立的江湖世界，渲染部分角色身上的武侠特色和江湖义气，这在有美化犯罪群体之嫌的同时，多少模糊了其行为的本质危害。更有甚者，影片对偷窃行为近乎炫技式的特写剪辑，也有将社会犯罪行为转化为视觉“奇观”之嫌。
与《毕正明的证明》对边缘群体的兴趣不同，《震耳欲聋》将视线对准了真正的弱势群体（听障人士）。影片中有很多镜头运用听障人士的主观视点来呈现，那些模糊朦胧的低频音效、黑白的画面，模拟了他们苍白单调、脆弱无助的世界，让观众与他们快速建立共情机制。
而且，影片以一个健听者李淇（听障人士的健听子女）作为观察对象，通过他的内心煎熬探讨一种更为普遍且深刻的困境：生理的“听障”与由阶层、资源、权力差异所导致的社会性的“失语”之间，存在着残酷的互文关系。
但是，《震耳欲聋》对伸张正义的过程表现得比较潦草且缺乏新意。影片甚至天真地以为，天理昭彰的契机乃是来自个体心理障碍的克服，和主观发声意愿的觉醒，至于取证困难、诉讼周期长、权力资本的压迫等现实困难，被极大程度地略过，进而消解了影片对社会结构、司法体系的反思力度。这也间接证明了，影片毕竟不是一部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是对现实议题进行浅表化、通俗化、奇观化加工的商业片。
还有部分影片高举“温暖现实主义”的旗帜，看起来并不回避现实中的窘迫、苦涩、绝望，但也绝不会把矛盾进行尖锐化展现，而是显得心平气和，同时又乐观向上，将现实苦难视为短暂的考验或者磨砺，并最终以一个合家欢的方式收尾。
《浪浪人生》中的那个家庭，面临的核心困境其实是“缺钱”，“缺钱”的根源在于父亲阿发因讲兄弟情义而包揽债务，加之自己急需做心脏手术。影片在解决这个家庭的矛盾时，有想当然的倾向：父亲一跪便讨回欠款；兄弟见他坐轮椅，当即表示放弃追债。更难以令人信服的是加油站转型的情节，整个过程如有神助：家人全力支持、政府部门一路绿灯、仅靠竖立广告牌就重获生机。
还有最脱离现实的细节，是让患有严重心脏病的父亲担任龙舟主力，并凭借顽强意志带领队伍夺冠，这已不是励志故事，更像是童话。当影片中解决矛盾的方式过于简单化、幼稚化，影片所传递的“温暖叙事”与“励志神话”就会显得刻意而虚假，难以真正触动观众，更谈不上带来深远的回味。
为了使观众进入更为独特的洞察现实的情境，动画片《猪猪侠·一只老猪的逆袭》也没有满足于取悦儿童，而是努力“顿入人间”。
影片不只传达了对动画片创作领域中资本裹挟、流量至上的批判，也从一个过气的、生活艰辛的中年猪猪爆的角度，反映了普通人的心酸：年轻人找工作，因没有几十年阅历，被视为难堪大用；中年人找工作，又因为年龄大被嫌弃，成了“咸鱼”。
影片虽关心年轻人与中年人的就业尴尬，但它似乎难逃“贩卖情怀”与“拼贴融梗”的质疑。影片中频繁使用的“老登”“芭比Q”等网络流行语，虽能短暂引发笑声，却也使喜剧表达显得零碎而肤浅，恍若一段段短视频的拼接。
在商业片的创作逻辑中，“可消费性”确实是评价影片各个元素的重要依据。从今年国庆档的几部作品来看，它们的创作态度并不轻浮，既不依赖低俗笑点，也未将现实庸俗化，而是致力于从真实生活中挖掘喜剧张力与观赏价值，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创作方向。
然而，影片应避免以想象化的方式轻松破解现实矛盾，更需警惕因过度简化复杂社会议题，而导致观众对现实世界产生片面认知。这既是创作的难点，也是一条应当坚守的艺术底线。
（龚金平，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郝桐，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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