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史学百年︱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复旦大学的起步和成长（1952—1982）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在20世纪30年代，在此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开设了名称各异而内容为最近百年史事的中国近代史课程。但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成为全国高校历史系开设的必修课程是在1949年以后。

一、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端

1952年院系调整后，复旦大学历史系对标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明确中国通史课相当于苏联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苏联通史，将中国通史分为五段，第五段为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当时鸦片战争后的历史还不被认为是与古代史相当的一门学问，历史系让助教胡绳武承担新课, 并提升其为讲师以示鼓励。1953年第一学期（春季）胡绳武为历史系三年级开讲中国史第五段，课程表备注栏写明时段为1840—1894，由此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中国通史的组成部分出现在历史系课表上。该年第二学期（秋季）胡绳武开设中国史第六段，时段为1895—1919年。1955年秋季学期开始，课表上正式称为中国近代史，讲授两个学期，每学期5课时。新课开设后，新闻系向历史系提出开课，胡绳武请编制尚在教务处的金冲及于1953年秋季学期开课，每周三学时，讲授两个学期。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教学就这样由胡绳武、金冲及两位先生共同开创。

同时，历史系考虑在中国通史课开设五四运动后的现代史课程。1953年10月，确定由张遵骧承担此课。张遵骧是张之洞曾孙，刚到历史系工作。1956年9月，中国革命史教研组余子道调入历史系，与张遵骧一起讲授中国现代史，每周四课时。这样，中国近现代史的两门主干课程先后建成。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的课程还有蔡尚思开设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以及经济系为历史系开设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随之开展起来。1955年春，胡绳武与金冲及在《复旦学报》第2期上发表各自论文《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和《论1895年至1900年英国和沙俄在中国的矛盾》。金冲及还在该年《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对于中国近代史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这是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最早的论文。

胡绳武的论文

金冲及的论文

复旦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与教学密切结合的，一些论文的基本观点最初就产生于课堂讲授和讨论之中。1957年金冲及与胡绳武参加关于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课堂讨论会，在讨论中谈了各自的看法。课后，金冲及根据讨论写成论文，因为吸纳了胡绳武的观点，就以两人署名，以《关于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问题》为题发表于《学术月刊》1957年第10期。这是金冲及、胡绳武两人学术研究合作的开端，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几十年的合作。

1955年9月，中国史教研组分为上古中古史与中国近代现代史两个教研组，主任分别为陈守实与胡绳武。至1956年，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有胡绳武、金冲及、戴学稷、张遵骧、余子道和当年留校的陈匡时。

二、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蹒跚前行

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后的政治形势对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学以及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3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讲话，指出方法之一就是“厚今薄古”。

于是“厚今薄古”成为复旦历史系师生激烈讨论的话题，全系为此举办了三次大会和数十次小会。一些师生指出，历史系存在“厚古薄今”现象，且比较严重。系主任谭其骧表示，解放以来历史系有进步，但进步不大，还存在思想上看不起近代现代史的情况，把所谓较差的人去搞近代现代史，认为古代史学术性强，现代史学术性不强。

讨论中，有师生提出贯彻“厚今薄古”就要“从今到古”，在教学上先从现代史学起。历史系当年制订的规划草案为一年级学生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第一学期上中国近代史，第二学期上中国现代史，中国古代史的课安排在两年级。

全系没有师生公开反对“厚今薄古”，但存在不认同颠倒原有教学次序的情况。周予同说，中学里的语文教学，由古到今和由今到古两种方法都试过。目前历史课是采用由古到今的，只是教不好，是属于教学方法的问题。田汝康说，我觉得综合大学还应该注意科学性问题。至于先学古代史，还是先学近代现代史，我是动摇派，没有什么意见。两位教授委婉地表达了对改变教学次序的不赞同。规划草案因变更太激烈，最终未付诸实施。系主任谭其骧在1959年7月谈到此事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片面理解，认为“厚今薄古”就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不了解主要是思想问题。

《厚今薄古辩论集》封面

“大跃进”浪潮中全国响彻“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复旦历史系教师无法置身于外，纷纷制订集体和个人跃进计划。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跃进计划的目标是：一、全体同志争取在五年内（1958—1962年）红透专深；二、五年内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毛泽东著作研究、中共党史专题研究、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三个）、辛亥革命史等15门选修课。三、五年内写出500万字著作和1050万字资料。这一跃进计划的目标脱离了实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风貌。

每个教师也按要求制定个人红专五年计划。红的目标大同小异，都是要解决立场问题，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树立或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专的目标则因个人的专业和学术起点而有不同。胡绳武的目标是搜集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史和思想史方面的资料，做出卡片两千张，以辛亥时期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为中心进行研究，每年写出一至两篇专题论文。在教学方面，加强专门化的备课工作。余子道的目标是系统掌握中国现代史的基本内容和重要资料，编写出教学提纲和参考资料，胜任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工作，并以中国现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为研究方向，5年内写出论文5篇。与集体计划高调激进不同，教师个人红专计划要务实多了。

这一时期对政治挂帅的日益强调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教学。历史系于1960年5月制订的专业教育改革方案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完全在各门学科中占领阵地”，因此历史学专业教育改革最主要的关键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具体而言，就是要“打破以王朝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史学体系，建立起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厚今薄古的，以阶级斗争为线索，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并以中国革命、中国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体系”。

1960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专业教育改革方案》

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因此建立了师生共同参加的课程革新小组，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门主干课程进行全面检查。检查结果认为，这两门课程基本上贯彻了毛泽东思想，但也存在问题，如阐述毛泽东思想不够深入全面，中国现代史课程没有全面系统阐述毛泽东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的发展，中国近代史课程对毛泽东关于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论断也缺乏系统的阐述。由此，课程革新小组提出，中国现代史课程应确定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内容，课堂教学围绕深入分析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著作来讲述历史事件，同时特别注意反映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论上的伟大贡献；中国近代史课程也要进一步明确以毛泽东对近代社会的论断和指示为纲，揭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此后，中国现代史课程讲授抗日战争最后阶段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两个专题时，就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两篇文章为主。中国近代史课程也将毛泽东思想贯穿在整个教学中。复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的教学与全国近代史学科一样，与政治潮流的波动密切相关，进入六十年代后毛泽东著作及其关于近代历史的论述成为授课基调。

1961年《高教60条》推行后，强调高校工作以教学为主，要提高教学质量。中国近代现代史课程在此过程中得到完善和提升，开出一组中国近代现代史专门化课及专业选修课，初步形成较为系统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体系。1959年秋季胡绳武为五年级学生开出中国近代思想史课，作为中国近代现代史专门化课程之一。同学期开出的专门化课程还有刘力行的中国共产党史、沈以行的上海工人运动史和经济系伍丹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960年秋季，胡绳武和金冲及分别开出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生课程。1961年秋季，胡绳武为五年级学生开出辛亥革命史选修课。1962年春季，余子道开出中国现代政治史专题的专门化课程。1963年春季，金冲及等开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研究、新闻系宁树藩开出中国现代重要报刊介绍两门专门化课程。

开设中国共产党史课程的刘力行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开设上海工人运动史的沈以行是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负责人，这是因为复旦历史系与历史所之间的合作，这一合作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

1958年提倡“厚今薄古”要改变通史教育次序是极端的做法，但中国近现代史需要加强成为历史系师生的普遍看法。1958年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一下子进了4名本系毕业生。此时留毕业生强调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专业素养却在其次。作为任课老师和系总支副书记的余子道当年建议留专业表现突出的沈寂，但年级党支部以其政治表现一般予以否决，后来沈寂成为陈独秀研究和胡适研究的专家。同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赵清进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该年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进人最多的一年。1961年李华兴毕业留校进教研组，1962年王知常毕业留校进教研组。至1966年，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有胡绳武、金冲及（1965年初离开复旦调往北京）、余子道、陈匡时、黄美真、赵清、吴瑞武、邹万春、李华兴、王知常。此外，蔡尚思在编制上也属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

三、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停顿和新发展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复旦历史系与全国一样卷入政治运动，正常的教学完全停顿。

1970年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2月，首届工农兵学员42人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本系开设的专业课只有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三门，另有一门学校政治课教学小组开设的中共党史课，原先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被完全推翻。课程安排按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顺序来安排，每门课只上一学期，中共党史与中国近代史皆为76课时。

中国近代史课仍由胡绳武负责。全新的教学计划确定以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15篇著作为基本教材，“紧跟形势，从现实阶级斗争需要出发，追溯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1971年初, 周恩来总理要求上海编写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这个任务指定由胡绳武负责，组织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教师进行编写，确定《鸦片战争》等十本，出书时署名“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由于时间紧人手不够, 于1971年春借调华东师大历史系陈旭麓、李道齐来复旦参加编写（陈、李来历史系后，也参加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这套丛书从1972年开始陆续出版，并被列为历史系中国近代史课的辅导教材。

中共党史虽由校政治课教学小组开设，但由“文革”前主讲中国现代史的余子道负责编写讲义。这一任务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原复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交给余子道，写作组方面具体负责的是原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助教吴瑞武。余子道认为，工农兵学员进校后需要一本教材，社会上学习党史也有此需要，因此接受了任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初稿）1973年7月编成后作为内部本印出，分上下两册，上册从1921年至1949年，下册从1949年至“文革”前夕。

复旦历史系还编写了几本中国近代史方面的书。1975年出版的《沙俄侵华史》由中国近代史的姜义华、杨立强与世界史的田汝康、金重远等撰写。《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四册由陈匡时、李华兴负责选编，完成后于1977年出版。出版于197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余子道和姜义华参与了选编工作。上述两本史料选编在“文革”结束后仍被学界广泛使用，《沙俄侵华史》于1986年出了修订本。在此基础上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成为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书影

1972年9月，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一分为二，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由胡绳武任组长，中国现代史教研组由黄美真任组长。1974年7月胡绳武借调至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后，由杨立强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副组长，中国现代史教研组组长改由赵少荃担任。

“文革”结束后，1978年春秋两季，1977、1978级学生先后入学。复旦大学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历史系恢复重视通史教学的传统，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两门主干课程重新列入课表。给笔者所在的78级上中国近代史课的是杨立强、沈渭滨两位老师，每周5课时，上一个学期。中国现代史课上两个学期，分别由赵少荃、徐矛两位老师讲授，每周3课时。

中国近代史学科还开出许多选修课，充分展现近现代史教师的教学热情和研究兴趣。就我们78级从入学到毕业的1982年春季学期来说，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有：陈匡时的中国近代史史料学，黄苇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陈绛的洋务运动史，黄美真的汪伪政权史，姜义华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汪熙的中美关系史，赵少荃的中国现代人物研究等。复旦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此后的研究方向就是从这些选修课中发展出来的，如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汪伪政权史、中美关系史。

民国政治史方向部分教师著作

1981年4—5月间，开启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金冲及与胡绳武受历史系之邀回到母系，开设短期集中讲授的辛亥革命史课。历史系学生选课众多，教室安排在第二教学楼一楼东头的大教室。两位先生对辛亥革命史的分析和见解令听课同学大开眼界，尤其是金冲及先生几乎不用讲稿，出口成章，出色的口才让同学们印象深刻，赞不绝口。

中国打开国门后，中国近代史学科有了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机会。1980年，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和徐中约先后来复旦历史系开讲座。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历史系举办“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参加者有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学者在内的60余人。由此开始了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对外学术交流。

1982年我们毕业前，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杨立强，成员有陈匡时、汪熙、陈绛、黄苇、沈渭滨、夏林根、陈宗海。中国现代史教研室主任黄美真，成员有余子道、赵少荃、徐矛、刘其奎、张云、曹振威、石源华。此外，还有开设近现代史课程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李华兴、姜义华。

1981年清末民初学术研讨会合影

四、学科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前是政治挂帅的时代，学术发展深受政治影响。中国近代史由于离现实政治近，比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易受到政治的影响，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就是一个例证。政治影响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方式。院系调整后，作为中国通史一部分的中国近代史课程的开设在很大程度上是高等院校学习苏联模式的产物。而将近代史下限设定在1919年，则与将近代中国历史划分为以五四运动为界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定论相关。1958年号召“厚今薄古”，遂有要改变通史教学时序的呼声。随着政治形势的渐趋激进，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进入六十年代后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完全以毛泽东著作来贯穿历史过程，中国近代史也以毛泽东相关论述为唯一指针。这一趋向到“文革”期间发展到极端。改革开放后，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和干预逐渐减弱。可以举一事为例。汪熙于1979年6月初在《世界历史》第3期发表《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的论文，提出美国是近代列强中唯一没有占据中国领土的国家、中美关系史中友谊的篇章不应该泯灭等观点，引起有些学者尖锐的批评，认为美化了美国侵华。但历史系以及复旦校方并未将此看成政治问题，这篇论文反而使中美关系史成为复旦新的研究方向。

中国近代史课程在复旦开设时，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全国范围内起步不久，可供参考借鉴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胡绳武、金冲及等前辈学者筚路蓝缕，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完整的课程体系。五十年代是起步阶段，教师边写讲稿边讲课，胡绳武坦言有时写到午夜，第二天的讲稿还没完成。六十年代初，中国近现代史开设出一批专业课和选修课，初步形成较有系统的课程体系。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开出近十门中国近现代史选修课，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思想、文化、史料等多个领域，形成了有复旦特点的中国近现代史课程体系，为该学科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复旦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因时因地确定了重点研究方向。最为显著的事例就是胡绳武与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史。胡、金两位先生表达过差不多相同的看法：第一，这一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它是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第三，复旦图书馆有丰富的清末民初报刊资料，胡绳武还在复旦图书馆发现油印本《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里面许多材料没人使用过。了解研究现状和充分发掘本地资料优势，是他们确定辛亥革命史为研究重点并在后来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与此相似的还有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汪伪政权史，就是因为余子道、黄美真等发掘了大量汪伪政权和汉奸的史料，这个以往没有研究的课题由此成为复旦的重点。

上海工人运动史研究方向的确立除了以上提到的原因外，还在于与其他学术机构的合作。复旦大学历史系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合作编写了《上海工人运动史》以及《大中华橡胶厂厂史》《第二纺织机械厂厂史》等厂史，成为一个颇有生气的研究方向。可惜的是，这一研究方向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延续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