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权病逝时，我正在台北教书，未能与挚友最后诀别。接到讣告后，曾有日记：
12月5日星期日，阴
昨日接唐文权讣告，并附临终手书一纸：“西行求法，寒窗十载；导引之恩，永世不忘。”他原任教于苏州市一中，“文革”后期因研究章太炎，与我通信论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80年元旦，我因看苏州档案馆相关文献，与他初次见面并承蒙留宿家中。朝夕相处，了解渐深，知其为读书种子，学术有望，可成大器。经多方努力，克服重重成见（非大学本科毕业），他终于1983年调来我校，至今恰好“十载”。英年早逝，尘缘已尽，终成一别，伤哉！夜不成寐，辗转反侧，晨起草拟挽联：“姑苏结交，江汉论学，风义兼师友，人间难得有此知己；以研章始，以评陶终，清誉传中外，苍天何不假之以年？”（“研章”指与罗福惠合著《章太炎思想研究》一书，“评陶”指曾被列入100本优秀青年读物并获全国陶行知研究一等奖的学术传记《平凡的神圣：陶行知》）。
我已记不清与文权首次通信的时间与具体情境，估计应该是在1975年春夏之间，当时我尚在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文权写信给我。在此以前他已经就近结识研究章太炎成绩斐然的汤志钧，并且按照志钧的建议，把章太炎的一生分成若干时期，利用图书馆的索引卡片逐部逐篇地认真研读章太炎的原著。这种做学问的路径在“文革”期间简直是天方夜谭，而我也正因此而受到感动，所以便不断与这位陌生的青年学者交流治学心得，即使回武汉以后通信也未中断。
两人正式见面却是在四五年以后，那是由于我已决定要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提交一篇论文，即《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在资料查阅期间，我主要是利用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但是又不满足于上海一地的收藏，于是便把眼光扩大到江浙两省，而首先便集中于苏州，便必然要借助土生土长的文权作为向导。由于通信已有多年，所以更加一见如故，文权执意要我住在他家，我也毫不客气地欣然同意。主要是因为交通不便，这样便于两人每天结伴出行，并且有利于及时商议工作。
苏州之行大大加深了我与文权的相互理解，我已直觉地认定他是可造之才，他则似乎已经确定了终生师从的目标。1981年前后，文权已经在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即《戊戌变法时期的章太炎》（《中国哲学》1980年第8期）、《试论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演变》（《哲学研究》1981年第2期）、《辛亥革命前章太炎的佛学思想》（《中国哲学》1982年第8期）。当时能够从佛学角度探讨章太炎思想者为数不多，他的学术功力与研究深度，自然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校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虽然已经先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但实际上师资队伍仍然比较薄弱，1983年春文权毅然离开世代居住的苏州，举家迁汉，来华中师范学院任教，他自谦说是“西行求法”，而对我们真是及时的援助，明显地充实了教学与科研两方面的实力。文权不仅很快就适应了大学教学的环境，而且非常敬业乐群，善于与同事合作进行学术研究。首先是与罗福惠合作，于1986年出版《章太炎思想研究》，自成一家之言。接着又写成并出版《东方的觉醒：近代中印民族运动定位观照》，使我主编的“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大为增色。他与校外的资深学者也有多项重要合作，如与卞孝萱共同编辑《辛亥人物碑传集》《民国人物碑传集》，协助汤志钧校辑《梁启超全集》，并为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撰写《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等，至今仍在广泛流传并被引用。
文权留给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最重要的遗产，应该是至今仍在持续编辑出版的“辛亥人物文集丛书”。他不仅为这套丛书设定体例，周密规划，而且花费大量精力寻访稿源，筹集资助，审校书稿，还自己率先编写书稿，促使这套丛书成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响极大的品牌之一。
本来，我就有《张謇传稿》出版之后再写一部陶行知评传的想法，但学校行政事务繁杂，我实在无法潜心撰著。幸好又有文权挺身而出，与我共同承担此项重任。文权为此书耗尽心血，不仅查阅了大量报刊、文献、书籍，而且对陶公众多家庭成员与门生故旧做了极为细致的调查研究。所以他在《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出版后记中，第一句话就是“在两历寒暑终于脱出书稿之后，很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我深深理解这句话的分量。此书出版以后好评如潮，特别是在为数众多的“陶研”同行中得到广泛的认可，这对于文权与我是莫大的安慰。
——摘编自章开沅为2013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文权文集》撰写的序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0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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