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的哈佛毕业典礼上蒋小姐的发言在网上发酵，大家从演讲内容和风格衍生出去，引发众多热议话题，有些话题聚焦在演讲者本人（勇气vs哗众取宠），有些话题聚焦在她的爬藤之路（普通家庭vs特权阶层），有些话题则将矛头指向了她演讲里的价值观（命运共同体，环球同此凉热）背后的“哈佛八股”，认为这篇演讲折射了政治正确的左翼价值观，更说明精英高校培养了一群有优越感而无用的伪君子。
我想就这个话题，从我在美国高校学习工作多年的视角，聊聊我眼里美国的精英高校价值观的基底。近二十年来，我从一位普通的留学生成长为一位研究者和教授，在多所高校都有直接的观察，从我的视角，公关危机是美国高校面临的众多困境之一，“伪君子”的观感是真实危机的果，但伪君子绝不是精英高校的实质。
在这个时候聊这个话题也很及时，因为这也是众多将要送孩子踏入大学校园，或孩子已经在美国高校的留学生家庭无比困扰的时候：留学生来美国读书，将会面对的是什么？我十几年前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读博士，一直没有离开校园，我身边的教授和同学便是高校的底色，那么多年来其实并没有太多变化。是他们的乐观、善良和智慧，让我看到了思想自由的可贵和社会平等的可能性。
美国高校学生的真实校园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校园，迎接我们的就有当地的一对退休教授夫妇，老爷爷是一位退休的历史教授，耶鲁和普林斯顿的高材生，老奶奶是史密斯女校和哈佛教育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们俩都是当地社区很有名的热心人，他们的日子过得朴素、清贫，但精神世界却总是丰盈，两人都是基督徒，但又不严格信教，各自在不同的教派中为社区服务，也对不同的信仰非常包容。
逢年过节，我们会收到他们的邀请，在他们家吃过感恩节大餐，庆祝过我们的生日，一起看以前的照片，激烈辩论，点评时事，真正被当成了自己人。
这是个特殊的家庭：老爷爷麻利地开车、烧烤、洗碗，所有这些都是在轮椅上完成的，且坚持不要老奶奶帮忙。他们有五个孩子，两个是亲生儿子，三个是领养的孩子，有亚裔、非裔和白人，我们见过他们所有的子女，还参加了其中一个的婚礼，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其乐融融。
过了好多年，我鼓足勇气问老爷爷为什么会坐轮椅，才知道五十年代美国流行脊髓灰质炎，正当盛年的老爷爷和他们才满两岁的大儿子都同时被感染，父亲截瘫，儿子也落下跛足。所以，我们看到的欢乐满屋背后是这场灾难之后多年的重建，需要惊人的勇气和智慧。
他们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小家越来越大，孩子们都成人之后，我们一个个来这里读书的国际生，也有幸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在那里，始终感受到被尊重被爱护的恒久不变。新冠期间，老爷爷辞世，我们至今还和老奶奶保持联系，她依然细水长流地传递着博爱，尊重和包容。
我的众多教授里有一位令人尊敬的老人，他长得有点像圣诞老人，鹤发银须，总是笑呵呵的。十几年前，他和我素不相识，当时我在求学之路受阻，对已知的专业失去兴趣，而未知的专业又遥不可及，作为一个国际学生，进退两难，他伸出援手，为我指点迷津，并不求回报地为我解决了换赛道转专业过程中的生活来源问题，他做的这些努力也是后来才知道。
多年之后碰巧我又到了同一所高校供职，但因为专业不同，从未有合作机会。最近他退休在即，我找到他，再次感激当年他的雪中送炭，也终于有机会听他说说自己的故事。
这位老人职业生涯中一半时间都位居要职，管理各种大型研究机构，是领域中数一数二的领袖。但他的成长之路，并没有光环，甚至布满荆棘。纽约长大的他，九岁丧父，母亲是一位瘾君子，十五岁就靠做职业拳击手维生，十七岁时靠着拳手赚的第一桶金，开了一家卡车运输公司，几乎黑白两道通吃。这家公司后来给了自己的弟弟经营，前不久还庆祝了五十周年诞辰，并转让给了其他业内同行经营。
他曾经想过做个牧师，也想过做个科学家，甚至差点去从军，但他知道自己天生反骨，自由的高校还是最合适。从社区大学开始，他一步步走到了知名的学府，也找到了职业热情所在，几十年里开创了很多新的领域，合作者和学生遍布天下，从虚拟现实到跨物种研究，任何讲座都能在人群中找到一脸好奇专注的他。他也是一位研究大脑性别差异的女性主义者，他感叹没有女性领袖的国家有多愚蠢。面对眼前这个世界，尤其是高校面对的打击，他戏谑道：“退休不是退场，我从小就是个斗士，我还会继续与天斗”。
因为我的专业是儿童的大脑发展，同行里有不少对减少社会贫富差距，为孩子普及高质量教育机会热情的身体力行者。其中一位同事出身贫寒，幸运的是单亲妈妈重视教育且开明，虽然收入微薄，但为了两个孩子，辗转搬到好学区的边缘，租下最小旧的房子，艰难度日。但作为一位性少数群体成员，她的成长之路也因为田纳西州社区的不包容，伤痕累累。优秀的她大学去了一所藤校，选择的专业是儿童心理学。
我在她哈佛读博期间认识她，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有一位六岁的儿童不幸失去了生命，这个可爱的男孩子和她在实验室有一面之缘，她把这个孩子的照片贴在自己书桌上面，练习长跑两年，热心地为了这个孩子的基金会筹款，终于筹到了足够的钱，可以参加波士顿马拉松。在马拉松当天她不慎在中途扭到了脚，造成脚背骨当场骨裂，她忍着剧痛竟然跑完了全场！
她毕业后致力于研究贫富差距给儿童发展造成的影响，她的实验室培养了好几位和她一样志同道合的年轻学者，这些优秀的孩子多数来自多元的文化背景，因为遇到了伯乐，他们有了深造机会，也继续把这火把传下去。
高校的校报算是高校“输出价值观的喉舌”，在那里工作的记者和编辑是哪些人呢？他们也是普通人。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国排名前三的商学院供职，她和丈夫都是科班出身的作家，文采极好，她在锈带区的白人中产家庭出生，成长相对一帆风顺，但逆境来自于自己孩子的遭遇，他们期待已久的第一个孩子，不幸有罕见的基因突变，造成严重的自闭症和发育迟缓，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孩子，但求这个社会更多包容和关爱，于是她大量采访残障儿童的家长，希望有更多人来理解这个孤独辛苦的社区，去帮助弱势群体发声是她工作的底色。
这些师长和朋友是我在精英高校里认识的无数怀抱理想努力践行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有不幸，有坎坷，也有幸运，没有人用那些不幸去做自己的身份牌，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成功的捷径。相反，他们的理想是去影响身边的人们，去帮助那些面临逆境的孩子，努力建设包容的社会。
精英高校又是怎么成为了社会舆论的靶子呢？
蒋小姐本人的爬藤之路之所以被热议，很多网友也是对今日这个拼爹的年代寒门难出贵子的悲愤表达。试想如果可以弥合贫富差距，合理分配教育资源，给寒门的好孩子们多一些进名校的机会，我们也许就会看到更多这样优秀的寒门贵子，这样的政策不是应该广受欢迎才对吗？然而弥合贫富差距的朴素愿景是没错，但如何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就没那么简单了。
首先，技术层面上就有争议。比如标准化考试成绩究竟要不要看？有很长一段时间，各大精英高校取消了这个招生标准，原因是贫寒人家的孩子没有钱上补习班刷题，成绩好坏和家庭资源直接相关，于是其他和分数无关的软指标（比如逆风飞扬会被青睐）占比变重。
如此这般实施了几年之后，各个高校又相继捡回来这个招生标准，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最近几年的数据又有新的动向，标准化考试刷题的成本，和体育艺术特长、领导力创造力体验积累比起来，是最低的，也是贫寒人家最能负担得起的托举。
其次，合理一词是合“谁的”理，这本身又是争议很大的，笔者所在的高校前几年在教授聘任，业绩考核、课程设置、专业设置和职业培训里，处处都看得到DEI的影子，其实是有很多真诚之举，比如说，我们需要培养的临床专业人才，需要和各个文化各个族裔的孩子打交道，需要精通他们的交流方式和语言习惯，也需要懂得他们的文化，这些临床技能的培训，是不能缺少有相似背景的教授。
但传统上这是一个90%被白人主宰的领域，于是学院在主要是非裔和西裔的社区开了新校区。我们系在新校区的教授，90%是非裔和西裔，可能不符合传统意义的优秀（比如名校标签，著作等身），但和他们共同工作下来，他们在社区里的号召力，和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投入，确实让人佩服。
有一位同事每星期三小时的一门课，她都录制三小时，再在课堂上花三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工作量妥妥加倍，但都是靠爱发电。那里急缺临床专业人才服务当地社区，招来的当地学生也绝大多数是非裔和西裔（研究生是每个专业自主招生，和本科专业招生不同，往往学生对专业的兴趣和相关经验更重要，很少有专业包装的痕迹）。
然而现实中，摩擦难免，也有很多无奈，主要教授白人的主校区和主要教授非裔和西裔的新校区在核心课程中一同备课。首先很多新校区的学生底子薄，用客观题等标准化的考试模式去考，无法通过，新校区的老师提出用主观题考，主校区的老师认为这很难操作，又不愿意用双重标准去批改试卷；另一方面主校区也有一些笔试全A的白富美，完全不理会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可能的误诊和资源的严重浪费。
系统不完美带来的大小麻烦，大家需要一起承担、协商和解决。我们每年都会坐在一起，修订内部规章制度，大家也明白每年都需要招生，需要考试，这些教育问题的解决需要持续的沟通和理解，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系目前看起来像是一个理想社会的缩影，不是因为现实已经完美，而是有可以一同进步，解决矛盾的流程。但这不容易，需要身处其中的每个人极大的耐心，去维系这个程序，并在过程中努力互相理解。
除了这些出发点美好操作起来却会屡屡碰壁的例子，我也亲眼见过一些以DEI为幌子的繁文缛节，我亲手解散过系里的DEI委员会，认为这些对做实事没有助益。但深究其背后，会发现这些繁文缛节不幸是直接和资源挂钩的。因为按照族裔和肤色分配资源，是最偷懒但也最容易做到客观量化的做法，于是大为盛行，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策又总是滞后于社会的需求，有受益的，就有失意的，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各个族群间的误解和矛盾。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研究型的精英高校对政府拨款的依赖逐年上升，使高校对钱包的价值观风向相当敏感。然而一旦DEI成了追求的标准，那么测量DEI本身的有效性就会逐年下降，就像你如果按产量发工资，你得到的产品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小，也就是说测量离初心会越来越远——这是经济学Goodhart定律。
如果正直的你也将焦点放在可测量的DEI上，而忽略这些政策的初心和被这些政策帮助过的每一个社区和人，那是很容易形成愤世嫉俗的观点的。对现状不满，如何改变呢？是必须摧毁一切吗？
如果你还记得我之前说的那位田纳西州坚强的马拉松选手的励志故事，在今年年初，她的励志故事就又遇上了大路障：DEI在川普2.0突然成了禁忌，几乎所有的弱势群体（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移民）在社交媒体和现实中被侮辱和边缘化，持有这样身份的公务员无端失去工作，和这些众多标签（关键字涉猎之广令人瞠目结舌，比如贫穷、女性）相关的资助被取消。
她的三个研究项目被粗暴叫停，经费被砍，那些正在她实验室就读的年轻学生的前途受到极大威胁。更让人七窍生烟的是，政府在发出的项目取消通知上，把这些研究项目说成是违法的行为，是祸国殃民的浪费，甚至损害美国人的健康！
我们后来知道这些文字是无差别的模版，大批关于研究弱势群体的项目被一一砍去，对来自弱势群体的学者的资助被一刀切地撤回。包括我明年将要毕业的一位学生也收到同样的一封信，她是一名极其聪慧的孩子，一直在和各种神经系统的健康问题作斗争，博士读得很辛苦，好在她面对这前途茫茫，还是可以心无旁骛，埋头做她心爱的研究，她自己也说是自己的神经多样化的特征救了自己：可以完全没有代入感地看世界。
这些被砍去的经费对涉及的高校科研工作者个人来说是直接的职业上的打击，对整个社会来说，失去的是对重要议题寻找答案的机会。成千上万个和教育学、医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和信息学相关的课题广泛遭到终结，科研界的倒退毁掉的是未来，社会的痛感也许还并不锐利，但对秉承自由平等包容价值观运行了几十年的高校来说却是残忍的诛心之举。
DEI是罪名之一，反犹是罪名之二，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耶鲁大学等，皆榜上有名，从联邦政府的资助，到禁止国际学生入校，再到最近的威胁高校资质认证的流程，招招致命。
高校背上反犹的锅也是最近高校公关危机的一个表现。传统上，高校的文化普遍接受言论自由，然而当校园里的舆论被社交媒体的算法裹挟推至极化，自由的表达会被极端化、暴力化。再加上战争这个话题，看似有绝对的正义和邪恶之分，但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正义和邪恶的界限就开始模糊。
我直接认识的几位在以色列生活工作的朋友都一致反战，他们每天面对的是被战争摧残后破碎的士兵，饥荒弥漫的巴勒斯坦人离他们只是咫尺，他们上街游行，呼吁停战，精疲力竭，他们是以色列人，但他们呼吁的口号和校园里很多呼吁停战的学生背后的初衷是一样的。
在校园抗议的队伍里，有大批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学生，因无法接受大量的平民死亡，为和平奔走；但也会有少数人借这个机会散布仇恨言论，在激烈冲突的时候，甚至发生暴力事件，给犹太社区带来了极大不安。
高校管理层，无论怎么做都会被谴责，采取温和的谈判方式，让抗议学生自动解散，有利诱之嫌（西北大学）；让校警强行解散抗议学生，是镇压言论自由（哥伦比亚大学）；默许和平示威游行，又会被说成迫害犹太人（哈佛大学）。无论是支持以色列自卫，还是反对战争的双方背后其实都有一大群善良的人，但造成公关危机的却是那些少数的极端例子，而遭到追捕、被禁言、被恐吓、被驱逐的却是那些发出和平反战声音的学生。
结语
写下这些，是为了记录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再一次被误解的知识分子们。Pew研究中心的持续调研显示公众在2017年之后对科学的信任一路走低，是科学变味了么？还是社会变了？高校的教育对于年轻人成长的价值是什么？我确实一直在反思。高校背负开拓未来和教书育人的责任，这需要好奇心和理想主义做驱动力，也更需要公众的信任和耐心去维系。
还没进校园的时候，家长和孩子们会以消费者的心态看高校，似乎高校是一个明码标价的体验，但一旦入学，就会发现，你的微环境取决于你怎么看世界，你如何选择，如何行动，也许你不能马上改变这个世界，但可以塑造你的周围。
我欣慰的是，面对这些大环境荒诞的巨变，高校价值观的底色还没有遭到巨变，在媒体上我们看到的是哈佛在枪林弹雨中反抗，六百多所高校的校长联名抗议，我身边的学生每天接触到的教授还是本着一样的初心，努力建设身边多元平等包容的微环境。也许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会需要节衣缩食，需要抱团取暖，但只要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仍旧可以找回硝烟中的象牙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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