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与夏天一起暂别。
今年的两档脱口秀综艺，从来不缺话题。《喜剧之王单口季 2》落幕的时候，署名为“张灏哲”的一张朋友圈截图也在小红书上传播开来。
张灏哲是单口喜剧演员，这次没有参与综艺演出，但也是《喜剧之王单口季 2》的编剧。截图里的意思大概是，房主任和嘻哈的稿子，不是本人的成果，原本的稿子一般，是整个编剧团队一起帮忙写出来的。
脱口秀节目擅长制造热搜话题，不过今年不受控的争议也格外多，从“女权含量过高”，再到“房主任的经历是否真实”，直到收官时候“Kid 抄袭”、“翟佳宁配不配冠军”等等。
每个话题总能在微博或者小红书上引发大规模的争吵，“张灏哲”朋友圈的讨论里，也有人会说：综艺编剧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综艺需要收视率，需要讨论度，以此招商赚钱，综艺编剧是重要的一环。要参与前期策划，给选手设置符合自身特质的故事线，持续发掘和整理素材，确保最终的节目效果。选手的稿子好坏，自然重要，但也只是编剧工作里的一个环节。
“张灏哲”朋友圈的争议，乃至围绕两档节目大部分的争议，都可以回到一个简单二分的问题：观众究竟在看一场单口喜剧表演，还是在看一个综艺节目。
英国喜剧演员 Ricky Gevais 在表演时候说，他在台上说自己会痛殴一个五岁孩子时候，观众会笑，也没有人真的会受伤，因为这只是一个表演，除非他真的打了孩子，那一切都不一样了。
我们生活在由无数个小世界构成的大世界里，家庭与职场是两套逻辑，而综艺和现实也是两种玩法。世界能够和谐运转，是因为参与每个小世界的人，都会共享一套约定俗成的惯例，那是不言自明的关于游戏该怎么玩的规则。
中国脱口秀的很多争议，本质也是“喜剧世界”和“日常世界”之间惯例的冲突。
在线下俱乐部这个小小的“艺术世界”里，观众与演员共享着一套心照不宣的惯例，比如“舞台上的故事允许虚构和夸张”、“冒犯是探索边界的常见手法”。
然而，当综艺和短视频将这种艺术形式，原封不动地抛入一个由亿万普通人构成的、遵循另一套“日常世界”惯例（比如“要为说话的真实性负责”、“不能冒犯他人”）的舆论场时，冲突便爆发了。
毕竟中国脱口秀是一个被资本和媒介迅速催熟的产业。
美国的单口喜剧，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马克·吐温年代，从巡回马戏团和草根酒吧开始，一点点生长。从业者在一个漫长且残酷的线下市场里，用数千场表演打磨自己的技艺，积累作品，逐步建立起个人风格，最终才有可能获得全国性的声誉，那套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惯例也在漫长的成长过程里深入人心。
中国的脱口秀则按下了快进键。
多数的“脱口秀 OG”，会在采访时提到自己开始脱口秀表演，是因为黄西在白宫的演出视频，那是 2012 年，而脱口秀走向大众，起点是 2016 年试播的《吐槽大会》。
在本土线下根基尚浅、俱乐部文化仅限于少数几个一线城市时，线上综艺将这种艺术形式直接推到了亿万观众面前，多数观众熟悉的是“五分钟表演”，而不是“一小时专场”。
笑果文化、腾讯视频以及之后跟上的爱奇艺，通过这些线上综艺，也几乎掌握了行业新人通往主流视野的唯一通道，并用自己的一套选拔标准、内容偏好和商业模式，深刻地塑造了整个行业的样貌，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定义行业生态的规则制定者，并在客观上成为了人才与流量的垄断者。
在美国的脱口秀成长模式中，从业者通过在线下演出中不断积累“文化资本”（创作能力、表演经验），再逐步将其兑换为“符号资本”（行业地位、观众口碑）。
在中国脱口秀这个被媒介主导的场域里，头部公司作为权力的中心，扮演了“资本银行”的角色。它们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可以直接向其选中的演员授予巨额的“符号资本”，使其一夜成名。
这就造成了场域内资本的严重“通货膨胀”与结构失衡：演员的“符号资本”急剧增值，而整个行业的平均“文化资本”存量却并未同步增长。名气与实力的倒挂，成为了行业常态。
这种独特的资本构成，最终决定了行业的脆弱性。它高度依赖外部平台（“符号资本”的授予者）的价值判断，而其内部的“文化资本”（真实的创作力）的价值，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甚至被绑架。产业的根基建立在被授予的声望而非积累的技艺之上，因此冲突和裂痕在最初的时候便埋下了。
另一个巧合是，《吐槽大会》试播集在 2016 年 7 月上线，不久之后，抖音诞生。
两者当然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只是脱口秀在中国飞速发展，与短视频的急速膨胀几乎同时。而抖音以及随后的小红书，成了大家最主要的娱乐媒介，并进一步影响日常生活习惯和公共讨论方式，脱口秀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股湍流里。
抖音等短视频的算法，奖励的是爆点而非结构。一个需要铺垫 5 分钟、逻辑层层递进的精妙段子，在短视频的价值体系里是零，而一个能瞬间引爆情绪的金句，则是王道——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往往只记住“男人为什么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而很少会记得前后的铺垫。
如果说“抖音化”还只是在用一种粗暴的、基于算法逻辑来筛选内容；那么，“小红书化”则是在用一种更具粘性、也更具规训能力的社群逻辑来定制内容。
小红书更强调“共鸣感”、“价值感”，容易传播的也不再是 15 秒视频，而是几张截图。小红书上受欢迎的段子，通常会有一两句话能概括的主题，有精准的情绪标签，段子本身像是一篇心情笔记，有金句，能代入，内容往往切中都市年轻人在职场、情感、生活方式上的痛点和痒点。
在新媒介形态的影响下，脱口秀创作会不自觉地向特定话题（女性困境、职场吐槽、情感困境、消费主义等）集中，而那些更宏大、更冒犯、更需要复杂逻辑思辨的议题，则会被边缘化。创作的重心，从构建一个有完整结构和意外结局的故事，滑向了提炼一个能被快速传播和高度认同的“金句”。
观众需要共鸣，而且需要一两句话而不是复杂叙事引发的共鸣。脱口秀顺应这一趋势，不提供答案，只提供情绪，放弃了构建宏大论述的企图，转而拥抱个体的真实感受，让商业逻辑、媒介传播逻辑都运转得更加顺畅。
这种生产模式，也改变了脱口秀内容本身的面貌和观众的期待。
观众想要寻求共鸣，消费核心是情感联结，于是对真实性的要求也会变高。他们会下意识地认为：如果故事是假的，那么我获得的感动和共鸣也就是虚假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欺骗”。因此，他们会用“日常世界”的惯例，去要求“喜剧艺术世界”的表演者必须呈现新闻事实般的“真实”，而这种错位的要求，也正是诸多争议的导火索。
而对创作者来说，当市场验证某类议题——比如女性议题，能稳定地创造高强度的话题与共鸣后，“商业逻辑”就会驱动平台与创作者进行同质化的内容生产。创作者真诚的个人表达（创作逻辑），很容易被市场逐利的动机（商业逻辑）所裹挟甚至取代，最终导致了议题的“泛滥”和部分观众的审美疲劳。
这当然不是议题本身的问题，甚至我觉得女性议题的讨论远远不够多样和深入，只是一些原本可以更深刻讨论的议题，被过度“产品化”之后，其创作的真诚性和多样性必然会受到侵蚀，反而让公共讨论变成了情绪宣泄。
最终，这种以“商业逻辑”为主导、以“情绪价值”为核心的生产模式，决定了行业必须不断地将内容简化、切片，直至成为一个个可以被快速消费的“段子”和“金句”。
当内容的完整意图和艺术边界在传播中被不断牺牲时，其原有的语境也随之消失。于是“张灏哲”以单口喜剧创作者的视角，质疑一档综艺节目的流程，而观众以日常生活的逻辑，去批评房主任表演的真实。
这样的争议和冲突不仅发生在中国。
如前所说，美国喜剧产业的规则和边界，是经过漫长时间、由一代代喜剧演员和观众共同协商、磨合而成的，它已经内化成了整个社会的常识。没有人会去严肃考证乔治・卡林或黄阿丽（Ali Wong）段子里个人经历的真实性，这个“语境”是全民默认的，冒犯性、政治不正确、挑战禁忌等表达不仅被允许，甚至被认为是喜剧的重要功能之一。
不过，近年来，围绕喜剧演员的冲突也持续发生。
2019 年喜剧演员凯文·哈特因为数年前涉及同性恋的言论被取消奥斯卡主持资格；2022 年威尔·史密斯冲上舞台掌掴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喜剧演员查普尔因为在节目中持续调侃跨性别群体，Netflix 员工爆发了员工抗议和罢工。
传媒环境在变化，意识形态在转折，喜剧往往是最容易触碰到社会敏感神经的内容，关于“政治正确”是否会杀死喜剧、冒犯的边界在哪里的“文化战争”，几乎每天都在上演，不论中外。
只是美国的喜剧已经学会了如何与争议共存。我们所目睹的是中国单口喜剧在一次次高烧中，艰难地生成自身免疫抗体的过程。
两档节目结束的时候，很多演员说，明年不参加线上节目了，包括人气很高的漫才兄弟、毛豆、小佳、小北等，算上先前的杨笠、梁海源、思文等，线上脱口秀的老朋友们越来越少。
也许他们也意识到，线上脱口秀和线下的单口喜剧演出，其实是两个世界，在某个阶段，二者似乎同路，到了现在，裂痕已经很难遮掩。今年的种种冲突，是一个新兴产业在经历过爆炸式增长后，其内部结构性压力开始向外传导的必然结果。
单口喜剧需要闯关，需要线上和线下一起去闯，以不同的方式去闯，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属于喜剧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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