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造假
刘薇是第一批高才通签证的申请者。她此前生活在深圳，和丈夫一起经营一家电子贸易公司。她有三个孩子，最大的马上要“小升初”，最小的也快要读小学。
刘薇申请高才通签证是为了孩子。在之前参加过的港校交流会上，她得知，如果父母拿到香港身份，子女不仅可以进入香港的公立学校，享受优质的英语教育，未来还有机会通过香港DSE考试（即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又称“香港高考”）或华侨生联考等方式，进入知名大学，相当于多了一条压力小的赛道。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相关规定，高才通签证一旦获批，高才可以在保留内地户口的前提下，享受与香港本地居民同样的福利。高才的配偶及子女作为受养人，来港后也可以使用同等医疗和教育资源。
“我们奋斗了这么多年，有一条路能让孩子轻松一点，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像刘薇一样，以获取子女教育便利为首要目标的申请者很多。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截至2023年9月底，高才们带来了近2.2万名未成年受养人，有相当比例进入了香港本地公办及资助学校。
刘薇和丈夫决定一同申请高才通B类签证。高才通签证分为三类，A类要求申请前年收入为250万港元及以上；B类和C类则要求申请者本科毕业于全球百强大学，并对工作经验作出了不同的要求。夫妻俩拥有中山大学的本科学历——这所学校在百强大学名单上，仅一周时间，签证就获批并发到了他们的邮箱中。
高才通计划吸引力巨大，推出仅三周，入境处便收到超过6200宗申请。但也因其申请门槛明确，造假者随之而来。
由于A类签证申请与申请者的收入挂钩，B、C类与申请者的学历挂钩，熟悉审核流程的中介，可以提供虚假的工作证明和社保流水，也可以伪造海外名校学历。
针对A类申请，一位移民行业从业者说，伪造银行流水和短期补税一度是主流方案。有中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可与银行内部人员合作，从系统中将别人的真实流水调出来修改名字，并导出打印，这一证明文件可以通过高才通的在线核验，“通过率达到99％”。
目前，这一漏洞已经被堵上。2025年5月，入境处更新的政策框架显示，申请人需要在递交申请前的整个评税年度持续持有相关公司股份和年度收入。也就是说，申请人必须是公司至少一整年的长期股东，以此证明其申报的收入是长期经营所得，而非为申请签证临时产生的账面收入。多位中介表示，通过临时转股或补税伪造收入的漏洞基本被堵死，他们一般会转向让申请人通过伪造海外本科学历，申请高才通B类或C类签证。
门槛条件中的“全球百强大学”，经特区政府多次扩大名单后，涵括了海内外199所大学，其中内地共有23所大学上榜。一开始，入境处并不要求所有申请人提交学历认证文件，通常采用随机抽查形式进行核查。
2024年5月，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发现个别学生涉嫌以假学历申请入学，进而发起在读硕士研究生的全员彻查。同年6月，香港特区政府也在官网更新签证申请要求细则，高才通B、C类申请人必须递交相关学历认证文件，并提供可在相关网上平台进行验证的信息，确保学历真实性和申请合规性，不再接受仅有一张毕业证书的申请。
多位留学中介表示，内地本科学历需通过学信网统一的学历查询系统在线认证，基本没有造假空间。而海外高校学历则不然。
“山路哥”有15年的留学咨询从业经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的学历造假方式相对粗糙，多依赖修图软件篡改扫描件或伪造成绩单。即使申请人被随机抽查到了，被要求提交学历认证文件，但由于部分海外大学回函缓慢或以“隐私”为由不提供学生数据，导致部分假学历也能蒙混过关。
即便要提供可在网上平台进行验证的电子学历也不难，一些第三方学历认证机构不对认证内容负责，只需多支付两千到一万元费用，就能获得电子学历。
一位留学中介说，随着入境处对学历造假的关注升级，对于可能会被其重点关注的海外高校，中介已列出黑名单，继而选择排名百强边缘、分校/合作办学的海外院校，利用校名相似、授位主体复杂的模糊空间为客户伪造学历，实现短期内申请过关。
陈杰德在留学和移民行业工作多年，他说：“如果认为只有十多位造假者，那就是太小看这个行业了。申请涉及的东西是方方面面的，一旦作假，关键是如何让所有环节能够环环相扣，材料显得‘真实’。”
2024年11月8日，香港人才服务办公室人员为求职者提供协助。当日，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主办的“香港高才秋季招聘展览会2024”在香港尖沙咀社区会堂举行，来自地产发展、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及金融等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逾千个职位空缺。摄影/本刊记者 李志华
自雇陷阱
2024年元旦，在拿到高才通B类签证一年后，大儿子快升读六年级，面临“小升初”的压力，刘薇带着三个孩子搬去香港，开始插班陪读。
大儿子很快适应了香港的学校生活，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香港的学校普遍较小，老师亲切友好，家长可以和校长像朋友一样交谈，刘薇说，这是香港最值得她留恋的地方。
去年12月起，刘薇开始为续签做准备。根据入境处规定，A类申请者首次入境后可获准在港逗留三年，B、C两类的逗留期限为两年。续签时，申请人需证明“在香港特区受聘并能从中获得稳定收入，或已在香港特区开办或参与业务”，前者需提供雇佣合约、薪金等证明，后者则需提供绝对实益拥有权的证明文件。
这意味着，高才需要在港找到工作或创业，才能获得续签。高才一般要经过两次续签考验，证明对香港经济有贡献，才可居满七年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搬到香港生活前，刘薇和丈夫就曾商议过，因自家在深圳开了电子贸易公司，所以他们准备走“自雇”这条路续签。从到香港生活起，他们在香港租下了实体办公室，为自己每月开出5万港元的月薪，并按时缴纳强积金（即强制性公积金，自雇人士通常需缴纳薪资的5％），依法报税。
不过，刘薇坦言，因为外贸行业附加值不高，且竞争对手绝大多数也都是内地企业，所以公司业务没有完全搬到香港，她也没有聘请工资高昂的本地员工，公司的核心业务和主要客户仍在深圳。
续签过程中，刘薇遭遇了连串质疑。提交续签材料一周内，入境处两次要求她提供补充材料，包括个人本科成绩单、工资流水，以及办公室照片、经营情况说明等。“询问入境处的办事人员，对方说如果自雇，公司规模小、纳税少、不招本地人、办公场所等都可以成为障碍。”刘薇说。
自雇之所以会遭质疑，与庞大的造假产业链有关。
高才在香港找工作并不容易。获批的逾11万名高才主要集中在金融、IT等高门槛行业，本地雇主更倾向于聘用具备香港资历与人脉的人才，语言和专业牌照要求也让不少人难以入行。高才通计划推行一年后，2023年11月，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向5000名高才及家属发放问卷，在收到的近四成回复中，仅54％的受访者表示已就业。
没有就业，高才就达不到续签标准。多位拥有十年以上留学和移民咨询经验的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造假产业链还包括续签，两种常见手段是挂靠和自雇。
挂靠是指一些中介和香港本地公司达成协议，把申请人挂靠到该公司，虚构雇佣关系，申请人不在公司实际工作，也不参与业务。
另一种方案是自雇，即为申请人开设香港公司，以公司名义在港运营，从而满足续签要求。中介声称此举“安全合规，不怕倒查”。
中介向记者提供的自雇续签方案有两种，一种是让申请者自己成立公司，利用个人换汇的五万美金额度，将内地资金转入香港公司账户，为自己制造“公司流水”；另一种是通过在亚马逊等平台注册店铺，完成“一站式”跨境电商代运营，中介可以包办注册公司、雇佣员工事务，并制造业务流水。
一位移民顾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跨境电商代运营，部分中介还可以实现“两头骗”，既拿到客户的签证申请费用，又能申请政府为鼓励香港本地企业发展而设立的“发展品牌、升级转型及拓展内销市场的专项基金”（BUD专项基金）——该基金的扶持方向之一是资助香港企业通过电商业务拓展内地市场，累计资助上限为100万元。
香港特区政府也意识到高才续签的灰色产业链，查处手段逐渐升级。入境处在立法会上披露，截至2025年2月，共进行3121次突击检查，实地核实聘用公司的营运模式、工作环境及员工人数等，以判断申请人或其聘用公司所申报的资料是否属实。如发现造假，入境处会立即跟进调查，必要时移交执法部门。
另外，入境处在一则关于高才续签标准的公开视频中指出，如果想要通过自雇申请续签，需要提供商业登记证、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业务交易证明、公司职员名单和强制性公积金的供款证明等至少五项材料，以确保公司不是“空壳”。
今年1月，刘薇获批了高才通的续签申请，新的逗留期限为一年。通常情况下，高才通续签采用“3+3”模式，即每次续签可获批逗留三年。尽管入境处助理处长翁荣桢今年在接受采访时澄清，“每次必定获批3年”是坊间常见的误解。但是在刘薇的理解中，这无异于入境处亮出的“黄牌警告”，如果接下来的一年，她没有成功向香港特区政府证明自己的贡献，很有可能断签。
从引才到留才
去年底至今，包括刘薇在内的首批13678名高才，都面临第一个逗留期限陆续到期的问题。截至今年7月底，这些人的续签申请率约为54％。其中，A类续签申请率为77％，续签意愿为三类中最高。刘薇所属的B类申请续签率仅为50％。所有申请续签的人，最终获批率约94％。
入境处在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诉求时表示，每一宗续签都会根据申请人对香港作出的实际贡献，得到严格审批和综合考量。
不过，多位学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目前来看，香港的人才政策和产业存在部分结构性错配问题。
香港2022年的《施政报告》首次明确提到要更积极和进取地“抢企业”“抢人才”，并推出包括高才通计划在内的各项引人计划。仅看人口数量，目标已经超额完成。截至2025年6月底，近22万人才携同家人抵港，数目远超三年引入10.5万名人才的目标。其中高才通计划一项，申请和获批人数均为最多，为香港带来每年约340亿元的直接经济贡献，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约1.2％。
不过，正如针对高才通签证已出现完整的申请、续签造假产业链，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叶兆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才通一开始的申请和审核门槛过低，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造假是自然而然的，甚至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使得真正想留在香港发展的人才被误伤，这也不是香港特区政府所期待的”。
一些高才来到香港，由于找不到对口工作，又希望保留身份，只能进入门槛较低、工作时间灵活的保险行业。彭博社2024年的一篇报道写道，友邦保险的一周晨会上，约40人组成的保险代理人团队讨论销售策略，年龄20多岁到50多岁不等，其中大多数人是高才。
以续签为目的的就业，与引才政策初衷相悖。2022年的《施政报告》将“抢企业”与“抢人才”并提，还提到，当年年内成立的“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针对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金融科技、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等策略产业，专责引进世界各地高潜力、具代表性的重点企业。
香港教育大学社会科学与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温卓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特区政府期望推动科创转型，但获批高才中，创新科技的人才占比仅17％。从事研发工作的人口中，每百万人口有4349人从业，其中来港居住六年以下的移民占比0.4％。
入境处公布的最新数据也显示，续签的高才依旧主要集中从事商业贸易和金融服务业，实际上与香港现有的经济结构重叠。获批高才的月薪中位数约为4万港元，也与拥有本科学历的本地人才月薪中位数基本相当。
与此同时，高才十分看重的子女教育政策也有新变化。
根据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及香港教联会2024年的调查，62％的受访者表示其18岁以下子女需要在香港就读中小学。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以受养人签证参加大学联合招生，由此申请香港本地学校的人数由2020/2021学年的约200人增至2024/2025学年申请的1048人，上升趋势明显。
7月31日，为杜绝人才计划子女“考试移民”的漏洞，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修订“本地生”定义，持受养人签证入境、未满18岁的学生，需要在香港居住至少两年才能获得政府资助学费，来港不足两年的人才子女在港升读本地大学时，其录取名额和学费待遇与非本地生保持一致。
在学者看来，续签收紧、部分人才离港与教育政策调整，这一系列信号标志着香港的人才引进政策重心将发生改变。叶兆辉认为，“抢人才”意味着激进和混乱，人才引进政策需更加审慎优化，以避免本地劳工矛盾。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所长郑宏泰和副研究员郭桦在2024年发表的《试玉辨才二十年》系列文章中指出，“重引才，轻留才”必然导致严重人力资源错配。
他们建议，特区政府应参照新加坡的多层次人才入境计划，对不同层次的签证持有人设就业限制，并按不同经济需要调节限额。对于政府向科创转型的尝试，可以借鉴深圳市的经验，投入真金白银建设生态，做大研发行业规模，实现经济转型从而留住人才，“为时未晚”。
9月17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其任期内第四份施政报告，其明确表示，政府会继续推行人才政策，确保香港人才竞争力。这份施政报告还提到，今天的香港正处于不可逆转的经济转型期，且“转型是迈向经济更强大的必经过程”。在世界人才流动的循环中，如何迈过“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香港同时面对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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