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他谷大学的枪声让查理·柯克之死迅速占据了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另一则同样自大学校园传出的消息则悄然湮没无闻了。9月9日，得州农工大学的儿童文学教授梅丽莎·麦考尔（Melissa McCoul）被开除，原因是其在授课过程中与一位立场相左的学生发生了口头争执：麦考尔在课上言及性别、性取向与跨性别议题，一名学生却随即发言抗议，表示教授的言论“违背了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因此她“不确定在课堂讲授这些内容是否合法”。这段口头交锋被视频录下，前一天的9月8日突然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在一众共和党的政客和官员的口诛笔伐下，得州农工大学校长在短短一天内便宣布开除涉事教授，还同步解除了英文系主任及文理学院院长——即涉事教授的直管领导——的行政职务。
不过，这则新闻热度有限也情有可原，因为短短一周内教授突然就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同在得克萨斯，麦考尔被开除的次日，得州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托马斯·埃特尔（Thomas Alter）被该校开除，原因也是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触碰了“政治红线”，其中埃特尔在一场美国左翼人士组织的“革命社会主义大会”上发表了一段质疑美国体制、呼吁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演说。随后，贯穿查理·柯克颈部的那颗子弹射向了更多教职人员，在以副总统万斯为代表的共和党高官的号召下，全美各地许多学校都开始了对本校人员社交媒体发言的审查，据NBC新闻统计，截至刺杀三天后的9月13号就有超过12名教授或教师因涉及柯克的“不恰当言论”而被开除，还有更多教育工作者因类似事由而被调查、处分乃至停职。
因言获罪绝非罕见，实际上在为开除麦考尔叫好、大肆抨击DEI的保守派叙事中，所谓“政治正确”“取消文化”同样也破坏了言论自由的共识，让一些人仅因言论便丢掉饭碗；而高校的学术自由也向来不保护政治敏感言论，就在近两年间，许多大学教职人员在巴以冲突的回响中因被指有“反犹主义”倾向而失业下岗，更不必说历史上麦卡锡主义等政治迫害的公案了。但在笔者看来，上文种种事件所代表的新一轮高校开除潮，实则展现出一种更微妙、对社会和政治秩序而言也更危险的模式，即顶层的国家权力与底层的政治动员交织在一起，共同施压乃至打击政治异己。换言之，如果说某一名人因争议言论而遭到舆论口诛笔伐的“取消文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牵涉大量没有组织的个人或网络用户的去中心化的集体行动，而巴以冲突后以“反犹主义”为名召开的一系列国会听证会和正式调查则是另一种自上而下的、利用国家机器来发动的中心化的政治运动，那么麦考尔、埃特尔、还有最近那些因涉柯克言论而丢掉饭碗的教职人员所面对的就是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我愿称之为“保守革命”。
当课堂争执变成政治事件
让梅丽莎·麦考尔丢掉教职的那份视频本身没头没尾。这份明显是学生用手机临时起意录制的视频一开头，麦考尔只是简单提及了“性别（gender）”“性向（sexuality）”等词句，就遭到了拍摄者“我不确定这些内容是否合法”的质疑，接下来便是两人各执一词的口头争执，观看者仅能通过对话内容推测出这位教授先前可能有一些争议发言。同时，这次课堂上的交锋也并非立即引发了轩然大波：据疑似知情的网友（豆瓣ID：BeatGen）透露，麦考尔与学生的争执实际上发生在五月底到八月初的夏季学期期间，起初这位学生只是找到了得州农工大学的校领导，但校方拒绝了学生将麦考尔开除的诉求，事后流出的另一段日期不明的视频也显示在一场早先的会谈中，校长马克·威尔什三世（Mark Welsh III）亲自告诉这名学生开除“将不会发生（is not happening）”。
威尔什是德高望重的退役军人，2012至2016年间一度官拜美国空军参谋长、军衔四星上将，但他接下来的做法显然与人们对军人铁骨铮铮、不畏强权的普遍印象大相径庭。9月8日，共和党籍的得州众议院议员布莱恩·哈里森（Brian Harrison）不知如何看到了学生拍摄的争执过程，突然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这份视频，并配文表示他将提请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介入调查，随后包括得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Greg Abbott）和分管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哈尔米特·迪隆（Harmeet Dhillon）在内的一众共和党高官也纷纷在网上表态，斥责得州农工大学纵容“DEI文化”“跨性别主义”的传播。大人物们的介入才真正引发了舆论关注，哈里森发布的视频在半天内便得到了上万次转发，此事迅速冲上平台热搜。当天晚上，校长威尔什通过学校官号发表声明，以“授课内容与正式发布的课程描述有悖”为由，宣布立即解除英文系主任及文理学院院长的行政职务。
上述知情网友在讲述事件时提到，早在视频广泛传播之前，得州州政府就给得州农工大学下达了要么开除涉事、要么校长本人离职的通牒，9月8日的处理是威尔什与州政府谈判了一个月的初步共识，即由主管的行政领导承担责任，来换取保留涉事教授的教职。但显而易见的是，当哈里森这类得州本地政客在网上挑起舆论并煽动民愤、还引来远在华盛顿的联邦高官关注之后，他们便不可能再满足于保全教授这种各退一步的处理方式。最终，四星上将也在接连不断的压力下屈服，选择了做出除牺牲自己外的一切牺牲：9月9日，在一封更长的正式声明中，威尔什宣布开除梅丽莎·麦考尔教授。
政治左右大学管理绝非新事，但麦考尔的牺牲呈现出一种先前少有的模式。历史上，从上个世纪麦卡锡主义迫害有左翼倾向的高校教职人员，到近年来巴以冲突后衍生出对所谓校园“反犹主义”的审查与打击，虽然美国政府屡屡下场清算了一大批学者、职工乃至校领导，但这些政治运动的鲜明特征却是“自上而下”：例如今年三月，特朗普政府通过教育部向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代表的全美数十所高校下达最后通牒，成立“联邦打击反犹主义专项工作组”，以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资助及合同为要挟，勒令这些学校肃清被认为是“反犹主义”的校内活动；又例如2023至2024年美国国会陆续传唤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等诸多顶尖高校的校长，要求他们在听证会上回应关于校内反犹主义的指控，间接点燃了2024年年中全美校园抗议的导火索。在这些案例中，执政党和政府对高校校方直接施压，利用一些公开、正式且中心化的公权力首先迫使校方接受当局的政治议程，再由学校管理层在校内执行落实。
公平起见，需要强调通过公权力向大学施加政治干预并非保守派的专利。Hill and Jones (2017)的实证研究发现，自由派鼓励学校促进种族平权的手段更加简单而直接——砸钱。该研究指出，在民主党执政的州内，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占比较高的中小学平均将多获得人均1093美元的教育拨款，非裔拉丁裔占比较高的高等院校则平均多获746美元，而这一研究还并未考虑如今频遭保守派指责的以科研经费的形式给特定学科或领域提供的物质激励。可想而知，蓝州的学校管理层自然有更强的动力在招生与管理上拥抱“积极平权”的政策。
另一些政治议程则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塑造着高校。大学为“政治正确”而做出的改变提供了一些典型的例子：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是美国内战前的著名政治家，曾在1825至1832年间任副总统，但近年来，卡尔霍恩生前为奴隶制辩护的立场成为了众矢之的，面临着本校学生乃至社会力量的不满情绪，耶鲁大学于2017年将该校“卡尔霍恩学院”改名为“格蕾丝·霍普学院”，克莱门森大学则在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浪潮中将卡尔霍恩的名字从该校的荣誉学院移除。相似地，即便所谓“取消文化”正当与否尚无定论，但在这类案例中，大学面临来自公众或社会团体自发、临时且去中心化的施压，进而选择处分乃至解职争议缠身的教职人员以撇清干系，同样属于“自下而上”的政治干预：例如2018年，俄亥俄州肖尼州立大学的哲学系教授尼古拉斯·梅里韦瑟（Nicholas Meriwether）因在课堂上拒绝使用一位跨性别学生的性别代词，被该生举报后遭到了本地民权团体的谴责，最终校方决定处分这位教授，后者在长达四年的官司后才与学校达成和解，获赔40万美元。
然而，在麦考尔一案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政治压力恰恰结合在了一起。通常而言，公权力为了佯装公正，往往避免直接对一些具体的人事安排或管理措施提出指示；而民间舆论虽然没有顾虑而可以指名道姓地提出批评，但人的注意力持续的时间往往相当有限，一些象征性的调整便可疏解矛盾。但梅丽莎·麦考尔教授却同时面临着本校学生的直接对峙、网民的咄咄逼人以及从当地到联邦政府各级政客和官员的逐层施压。倘若没有敢于当面质疑教授并全程录像的那位学生，共和党政客们即便厌恶这类授课内容却也无从下手，只能像万斯那样高喊“大学即敌人”的口号；而倘若没有各级大小官员的下场介入，一小撮激进学生恐怕也没有让院系乃至整个学校屈服的巨大能量。威尔什和校方起先通过有限让步以换取和解的斡旋努力，敌不过事端曝光后社交媒体上的口诛笔伐，而亲自介入的州长与司法部也绝非冷处理所能安抚的对象。上下两种压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共谋关系：底层激进分子的自发行动为公权力的介入提供了抓手，而顶层公权力的认可乃至助威则为激进分子们提供了物质力量。
于是，官方与民众共同讨伐下的得州农工大学满盘皆输，老将威尔什丢了面子，学院院长和系主任被变相降职，麦考尔教授则丢了饭碗，更多的教职人员则人人自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本月的最新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得州受访者表示正在考虑离开得州前往其他地方寻找教职，而剩余受访者中还有五分之一表示他们也不打算长期留在高校工作。只有煽动民意以谋取政治资本的投机政客、还有那些真心认为自己对“跨性别主义”的讨伐是一项伟大事业的强硬分子才在大赢特赢。
作为政治阵地的高等教育
在几个月前的文章中，笔者提出：
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政治表达上，一些观点总是比另一些观点更自由，过去如此，今天亦然。
所谓学术自由或高校独立这些抽象的概念，对大学而言首先是一份与当局谈判交涉中的筹码，其次它们更关乎大学作为机构的声誉和自主地位，而非某些个人或群体的政治权利。高校当然不是象牙塔，高度产业化的大学不仅像企业那样产生了组织认同、以维护自身的运作和利益为首要考虑，名牌大学还往往与政商精英的社会网络紧密绑定在一起，教书育人本身很多时候并不是目的，而沦为了实现大学的组织利益与再生产精英网络的手段——这便是为什么美国名校总是在招生时希望学生在简历中证明自己的“领导力”，但当学生真的发挥“领导力”并动员同学抗议校方政策或社会议题时，大学的回应却成了纪律处分。
因此，麦考尔一案以及本届美国政府连同其支持者对高校、高等教育乃至一些科研领域的干预，不应被理解为一种针对学术自由的粗暴打压。半年前聚光灯下的哈佛大学所进行的“据理力争”，不过是强调该校已然采取措施遏制反犹主义、当局“无视了哈佛的努力” ，实则变相承认了倘若高校未能做到某些要求，政府便有权实施政治干预；而如今威尔什和得州农工大学校方在争议伊始便打算象征性让步，从未坚决主张教授在授课表达上享有什么神圣不容侵犯的权利而否认那位学生提出的指控，教职人员的自由更像是某种可以放到秤上、与对手打算施加的惩罚相互砍价的筹码，整起事件截至目前只有麦考尔本人打算用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无独有偶，因左翼言论而被得州州立大学开除的托马斯·埃特尔一案同样证明了这个观点。也在9月8日，一位自媒体博主发布了一段来自前一天在线上进行的“革命社会主义大会”的录屏，视频中埃特尔向其他参会者反问道，“在缺乏组织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有人能推翻世界历史上最嗜血、最逐利、最疯狂的政治组织——美国呢？”这段发言被解读为“煽动暴力”，同样迅速得到了一众保守派网民和共和党政客的关注与转发。9月10日，面临口诛笔伐的得州州立大学宣布开除埃特尔。如果说在麦考尔案中，校方审查教授授课时的表述尚能属于监管课程质量的范畴，那么埃特尔在课堂以外的一段从来无意传授给学生的发言，就绝不可能在大学的管辖范围之内了。美国的法律系统对因“煽动暴力”而不享有言论自由的情况有着相对明确的界定，例如1969年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确立只有“煽动他人立即实施违法行为”的煽动性言论才不享有言论自由的保护，埃特尔的言论仅是提到了“推翻（overthrow）”一词却并未呼吁任何人去落实这一点，更何况大学本就不是司法机构，无权裁定一位教职人员在校园以外、与教学事务完全无关的发言是否应当受到惩罚。
换言之，学术自由并非焦点，我们所观察到的一系列政治权力介入高校管理的行为，更像是一场保守派与自由派围绕着高等教育展开的文化战争，双方的目的绝非遏制或保护学术自由抑或是什么群体的权利，而是争夺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政治控制。
图：2016、2020、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对两党的支持率（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过去，大学往往被视为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的阵地，被特朗普和万斯视作眼中钉的“多元，平等，包容”的所谓DEI文化确实是许多大学融入授课和学生管理中的理念，这一事实也让民主党收益颇丰。众所周知，美国的选举政治一直存在着“教育效应”，即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更有可能倾向民主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数据显示，在2016、2020和2024的最近三次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在大学文凭持有者中的得票率分别领先共和党21、24、16个百分点。然而有趣的是，更细致的学术研究揭露了一个更微妙的情况：Marshall (2019)在通过工具变量排除了所谓“幸存者偏差”等内生性问题后，发现高中阶段的学生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其支持民主党的概率就下降了15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年限越久，平均而言将来的收入就越高，进而更有可能同情共和党减税和削减公共开支的政策主张。将这一发现与高学历选民更经常投给民主党的事实并列考虑，或许可以推测：既然在只考虑物质条件的情况下，更长的受教育年限会通过影响收入导致对民主党的支持降低、对共和党的支持提升，那么高等教育阶段一定存在着一些非物质的因素扭转了这种效果，而这种因素说不定就是保守派们所指摘的占据大学的DEI文化或什么类似的意识形态呢？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高等教育同样被视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身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袖之一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即便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但学校、教会、大众传媒这类上层建筑中的文化机构同样发挥着维持统治的作用，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市民社会的思想和文化、推广有利于统治集团的观念和意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霸权”。在此基础上，法国共产党的思想家路易·阿尔都塞又将此类文化和社会机构同军警等暴力机器区分开来，将前者统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主要功能就是在全社会推广并维持一种有利于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他还举例学校中“处罚、开除、选拔等方法”正是规训教师和学生的具体手段。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这些文化机构不仅是政治斗争中胜者所能掌握的奖品，其本身就是政治斗争的场所，即便某一个统治集团新近掌握了政权，他们却仍需在这些文化机构中同旧日的统治集团持续斗争、以肃清后者残存和潜在的影响，否则新的统治者对国家权力的掌握就不会牢固。
这些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如今美国高校纷争的框架。即便特朗普及其盟友在选举中重掌权柄，但2020年的功败垂成历历在目，而在价值观上与民主党更接近的高等教育系统还源源不断地培养着下一代政治对手，更不必说近年间因巴以冲突而起的校园抗议还时刻提醒统治者们笃定正义的年轻人是近乎不可能驯化的。所以，当条件允许时，统治集团自然会动用手中的一切资源和可以利用的一切事端，来试图在文化和教育阵线上贯彻其统治，既要通过直接的手段让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及其同情者噤声，也图谋彻底改造高校的思想状况、让这些意识形态机器为我所用。用葛兰西的比喻来说，这就是一场“阵地战”。
一场“保守革命”
特朗普及其盟友正在对高等教育系统的争夺中占据上风，而麦考尔案、埃特尔案以及查理·柯克遇刺后对教职人员社交媒体评论的大审查是一个决定性时刻。
即便当时半年前的进攻更加强势——无论是教育部动用官方权力的正式调查，还是削减拨款的真金白银的威胁，但这些照章办事的手段总是需要更久才能生效。曾经成为校园抗议风暴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直到今年7月中旬才与联邦政府达成和解，此时已经离示威学生发动占领运动已过去了一年零三个月，离政府威胁裁撤拨款已过去了四个多月。有时这些正式手段还会适得其反：在教育部调查组的要求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9月初向当局提交了一份包含160名“疑有反犹主义言行”的教授和学生的名单，其中就有该校著名的左翼女权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但此举反而给一向敢于直言的巴特勒带来了大量公开发声的机会，她正好利用媒体曝光频频批评伯克利校方、特朗普政府及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
当地时间2025年9月8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圣经博物馆举行的宗教自由委员会会议上发表讲话。视觉中国 图
在麦考尔案中，学生与涉事教授的直接冲突给保守派政客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介入机会，毕竟他们极少有机会一字一句地将教授在课堂内的言论放到聚光灯下审理。另一方面，政客和官员们的下场显然也鼓舞了那些本就在寻找机会大展身手的保守派的激进学生和自媒体博主们，为他们的冒险行径提供了背书。正如上文所述，这两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一拍即合，官方发动的政治运动与民间自发的集体行动形成共谋，让整起事件干脆利落地迎来了保守派一边倒的胜利。紧随其后的埃特尔事件中，得州州立大学校方在短短两天内便屈从于一位自媒体博主发起的声讨，也很难不让人猜测该校是否正是吸取了起初还试图斡旋的得州农工大学的教训，尽快认栽以防止事件发酵、演变为地方到中央各级官员的重重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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