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眼中，匠人与艺术家并无分别

威廉·莫里斯（图源网络资料图片）

1940年1月23日，英国传记作家菲奥娜·麦卡锡出生于萨里郡的一个上流家庭。在其2007年推出的回忆录《最后的屈膝礼》中，她讲述了1958年自己以初次登台的少女身份，在夏洛特皇后舞会上面见女王的经历。对行将消失的贵族社会的遥远一瞥，仿佛定音锤凿入她嗣后的写作人生，在《卫报》等报刊杂志担任特写作家及专栏作家，采访大卫·霍克尼、约翰·列侬等一众名人的履历，更如同在暗夜中渐次亮起的灯盏，将她引向传记写作这一畛域。但菲奥娜并不总以一种怀旧的脉脉温情回望那个哺育了她的阶级，给其覆盖上暖色的光晕以柔化其内在的晦暗与朽败。她的精神乳汁来自一个更广泛的精英文化，这一文化以英国浪漫主义为圆心，逐渐辐散开来。于是乎，她的笔墨总是愿意追随那些上流阶层的叛逆者、那些浪漫诗人，或擎过浪漫主义火炬的艺术家与作家——从威廉·莫里斯到拜伦，不一而足。

在菲奥娜全部的传记写作中，《威廉·莫里斯传》有如一块压舱石，在其中，她对1830年以来英国艺术及设计之发展的关注一如既往。在转向研究威廉·莫里斯之前，菲奥娜就已在1981年的《简单生活：C.R.阿什比在科茨沃尔德》中，回顾了19世纪中叶勃兴于不列颠群岛并最终成为国际性艺术潮流的工艺美术运动。威廉·莫里斯正是这一艺术运动最富盛名也最成功的参与者之一。1861年，莫里斯与伯恩-琼斯、罗塞蒂、韦伯等人创立了莫里斯-马歇尔-福克纳装饰艺术公司。从挂毯、壁纸、织物到家具和彩色玻璃窗，莫里斯为该公司设计的作品几乎定义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室内装饰风格。商业与艺术，在莫里斯瑰丽的花纹里若合一契。

莫里斯公司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设计的古董挂毯。图源网络资料图片

在工业化浪潮的冲蚀之下，当工艺设计变得愈发标准化而丧失美学的触感之际，威廉·莫里斯近乎执拗地强调手工艺的重要性。在几近消亡的中古刺绣技术中，莫里斯看到了一种必要的缓慢，在他眼中，刺绣不单单是商业性质的生产，更是以针为笔、以线为墨进行的一次朝向自然的书写。由是，对刺绣的热爱让莫里斯成为首批与皇家艺术学院针线活项目合作的设计师之一，而该学院的存在，旨在“将世俗用途的装饰性针线活恢复到其在装饰艺术中曾经占据的崇高地位”。

而《威廉·莫里斯传》同样是一本刺绣之书，它以地理为经，以时间为纬，编织出了这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文艺全才的多元人生。从莫里斯身上，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文艺复兴式的知识分子在19世纪末的身影。他不仅仅是一名商人、手工艺人、设计师、艺术家，更是一名诗人与社会主义活动家。诸种看似互相抵牾的身份，竟如拼图般拼凑出莫里斯全部的思想地图。作为一位自小在伍德福德庄园中长大的有产者、一个生意伙伴眼中“暴躁而苛刻的合伙人”，晚年的他竟然投身于推翻自己所属阶级的社会革命。在菲奥娜看来，这并非莫里斯的一次思想转向，而是其艺术观、美学观在社会政治领域的投影。

1850年代，莫里斯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受到中世纪主义氛围濡染，把某种浪漫化了的中世纪精神当作治愈维多利亚时期的工业资本主义痼疾的良药。这一精神，在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呈现为骑士、城堡与咏叹调构成的瑰丽世界；到“切尔西的圣人”托马斯·卡莱尔笔下，则变成能使所有人团结一致的“神秘的兄弟情谊”；而在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的三卷本《威尼斯之石》里，中世纪则意味着哥特式艺术的复兴。莫里斯对罗斯金的理论推崇备至，他由此推演出了自己的艺术哲学，主张拒绝标准化的工业制造，回归手工工艺。在他眼中，匠人与艺术家并无分别，两者的工作同样需要艺术的创造力与感知力，只不过在某种晚近被发明出来的艺术史叙事中，雕塑、绘画等纯艺术媒介高于刺绣、家具设计、书籍装帧等实用艺术。

但艺术并非总是高不可攀，只是我们附着了太多艺术史的价值。在《艺术的故事》一书中，贡布里希说道：“当一幅画被装入玻璃画框、挂到墙上以后，它就显得远不可及了。在我们的博物馆里，展品理所当然地禁止触摸。但在当初，艺术品制作出来却是供人摩挲把玩的，它们被论价买卖，引起争论，也引起烦恼。”莫里斯的艺术实践，就是想要让艺术恢复其最初的状态，成为我们生活中如空气和雨水般寻常的存在。

当这种艺术观与社会主义思想碰撞，其结晶便是莫里斯于1890年创作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在《威廉·莫里斯传》的第十六章中，菲奥娜回顾了这本奇书的诞生始末。彼时，莫里斯已步入晚境，再无力涉足现实政治，《乌有乡消息》由此成为他毕生运思的总结。在书中，他架空出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城市、没有权威、没有货币体系、没有婚姻制度、没有法院、没有监狱、也没有阶级制度的未来世界，支撑这个世界运转的，仅仅是人们对自然的爱，是人们在纯粹的、不被剥削的劳动中复苏的艺术本能。在乌有乡，各个艺术门类之间不再有等级之分，每个人都是工匠，每个人也都是艺术家。工作与生活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边界，不再有鲍德里亚所言的必须在消费主义的拟像中得到补偿的“休闲”。浪漫化的中世纪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工艺美术运动的思想要旨，在《乌有乡消息》中融为一体。这便注定了此书成为英国文化的一个精神坐标，被不断地回溯、征引。而经由菲奥娜的书写，莫里斯如此鲜活地在我们的文化现场复生，提醒我们，艺术或许不应当在智识与阶级等层面塑造差异，而应当塑造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