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形势在相对沉寂和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又进入了加速发展的时期，其突出表现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803号决议、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到访美国，以及此前叙利亚政权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访问白宫。很显然，美国是这一系列高调行动的主导者，其背后也反映出美国力图对加沙重建、盟友关系、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瓦解“抵抗轴心”等议题进行整合的战略考虑。
11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803号决议，核可美国此前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20点计划”。决议欢迎成立和平理事会，作为加沙地区的过渡行政机构；授权联合国会员国同和平理事会组建临时性的加沙国际稳定部队，任务包括保障加沙边境安全、通过去军事化稳定加沙安全环境、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走廊畅通等。尽管2803号决议存在着诸多缺陷，但这无疑意味着持续两年多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已基本结束，并已进入战后重建阶段。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8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在白宫东厅举行的官方晚宴上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握手。 视觉中国 图
就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803号决议后的第二天，即11月18日，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到访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两国签署了《美国-沙特战略防御协议》，美国总统正式确定沙特为美国的主要非北约盟友；沙特王储则宣布把对美国的投资从6000亿美元提高至1万亿美元；特朗普还批准了一项对沙特的重大军售计划，包括未来交付F-35战斗机，以及近300辆美国坦克；两国还就民用核能合作达成共识，确认美国和美国企业将成为沙特首选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两国签署的《人工智能谅解备忘录》使沙特能够使用世界领先的美国系统，两国还就围绕沙特矿产深化合作达成了安排。毫无疑问，美沙盟友关系的升级无疑是在以色列袭击卡塔尔后美国稳固与海湾盟友关系、争取沙特支持加沙重建计划、推动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重大举措。
当前中东形势的发展显然是继9月底特朗普提出加沙重建20点计划、10月份美国主导召开中东和平峰会之后，加速对中东进行塑造的安排。特朗普对于最近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活动喜形于色，甚至宣称中东从未像当前一样实现和平，并称通过第2803号决议是“具有真正历史意义的时刻”。而在特朗普10月访问以色列并在以议会发表演讲时，他曾经高调地宣称“新中东历史性的黎明”正在到来。
在笔者11月17日至21日赴以色列进行交流访问和实地考察过程中，以色列官员和学者也多次提到“新中东”正在到来。毫无疑问，在经过历时两年多的“第六次中东战争”的冲击和洗礼后，中东地区格局继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动荡重组后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但是，判断“新中东”是否出现的标准除了经常使用的权力结构外，更应包括中东是否出现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秩序。因为中东的力量结构自近代以来多次发生变化，过去在中东历史上也多次出现“新中东”的说法，但其改变的往往是力量对比，却并未创造出保障中东和平的新秩序和新规范。
在笔者看来，加沙重建的成败、以色列与“抵抗轴心”之间的矛盾、“亲穆兄会阵营”和“反穆兄会阵营”阵营的矛盾，构成了中东和平能否实现的主要矛盾。
加沙重建的成败
联合国安理会2803号决议的核心内容包括设立“和平委员会”（BoP）和“国际稳定部队”（ISF），授权其在2027年底之前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行过渡管理，并解除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其他派别的武装，推动加沙地带的和平与重建。这一系列安排对于短期内维护加沙地区安全、降低巴以双方冲突再起的风险、统一协调国际援助行动和加沙战后重建、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匆匆推动安理会表决通过该决议，试图以此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谈判。但决议内容无疑仍存在诸多缺陷：首先，决议在和平理事会和国际稳定部队的结构组成、职权范围、参与标准等关键问题上模糊不清，使其在后续执行方面面临容易出现争议、难以落实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如何保障联合国权威，避免该决议沦为某些中东内外力量控制和干预加沙的口实，都是该决议面临的严峻挑战。
其次，决议明确排除了哈马斯参与加沙治理的可能性，但对如何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如何对哈马斯进行安排并无具体内容。在该决议通过后，哈马斯便明确表示反对，也给该决议的执行投下了阴影。
最后，决议未明确对“两国方案”做出坚定承诺，同时也使巴勒斯坦在未来加沙治理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这无疑使加沙重建和巴以问题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决议提到，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改革，存在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但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改革的方案及其在加沙重建中的地位并无具体规定；决议涉及加沙战后治理安排，但却缺少巴勒斯坦方面的参与。该决议确定的加沙地带的治理结构并未实质推动“两国方案”，反而有可能将加沙推上托管之路。而加沙本身面临进一步分治的危险（以色列控制区与国际控制区的分化），加沙与西岸治理的割裂，都将使巴勒斯坦面临进一步碎片化的风险，而巴勒斯坦建国则更加遥遥无期。
以色列与“抵抗轴心”的矛盾
在“第六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与“抵抗轴心”的矛盾是巴以冲突不断外溢，并对中东地区安全产生严重消极影响的根源所在。在冲突持续和蔓延的过程中，以色列沉重打击了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叙利亚、伊朗，还裹挟美国对中东大国伊朗发动战争。经历两年多的冲突后，哈马斯陷入生存危机，黎巴嫩真主党遭到严重削弱，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伊朗作为“抵抗之弧”的核心遭到严重削弱，进而使“抵抗轴心”遭到毁灭性打击，其组成力量或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或进行重新定位，或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但是，以色列与“抵抗轴心”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
首先，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的深刻矛盾作为以色列与“抵抗轴心”根本矛盾并未消除，尤其是双方围绕伊朗核问题的矛盾更加复杂，以色列在重创伊朗后对伊朗的战略自负和傲慢更加突出，都无法排除双方在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再度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其次，“抵抗轴心”主要力量依然存在，如何对其进行安排，以及“抵抗轴心”是否重组，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伊朗和美国、以色列博弈的不确定所在。当前，哈马斯依然存在，尤其是解除其武装异常困难，消解其意识形态和组织更为艰难；解除真主党武装，既是黎巴嫩国内政治转型的难题，也是美国和以色列面临的挑战；胡塞武装坚定反以的立场和行动仍十分高调。即使是发生政权更迭的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也有诸多龃龉。对伊朗而言，面对“抵抗轴心”遭到严重削弱，既在道义和意识形态层面面临是否放弃“抵抗轴心”的巨大压力，也在现实层面在美国、以色列和西方巨大压力下面临是否重整“抵抗轴心”、继续对抗美以的艰难选择。
“亲穆兄会阵营”和“反穆兄会阵营”的矛盾
当前，“亲穆兄会阵营”和“反穆兄会阵营”阵营的矛盾有再度激化的可能，并对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以色列三大力量之间的关系产生错综复杂的影响。
在中东变局中，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不同考虑，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对穆兄会持反对立场，并支持埃及塞西政权镇压和打击穆兄会；土耳其和卡塔尔则支持穆兄会，并因此与埃及和沙特龃龉不断；围绕穆兄会的对峙也成为土耳其与沙特矛盾对抗的重要领域。由此在中东地区形成了分别以土耳其和沙特为中心的“亲穆兄会阵营”和“反穆兄会阵营”。这两个阵营的复杂矛盾斗争还构成了2017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2021年以来，伴随地区大国关系缓和，以及土耳其支持穆兄会的立场有所软化，土耳其与沙特、埃及、阿联酋的关系也开始缓和。但是，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亲穆兄会阵营”和“反穆兄会阵营”的矛盾仍在潜滋暗长，且进一步复杂化。
从某种程度上说，土耳其与沙特的矛盾十分微妙，并与双方和以色列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土耳其坚定支持穆兄会等地区伊斯兰主义力量，并持坚定反以色列立场，与沙特坚定反对穆兄会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接触形成鲜明对比，而土耳其与沙特在叙利亚也存在复杂的博弈。因此，土耳其与沙特的矛盾仍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之一。
在“亲穆兄会阵营”和“反穆兄会阵营”的矛盾中，以色列的角色也十分微妙。从总体上说，以色列是“反穆兄会阵营”的潜在一员，这既与穆兄会作为伊斯兰主义的反以立场相关，也与以色列与土耳其的矛盾密切相关。以色列9月空袭卡塔尔的基本理由是打击在卡塔尔的哈马斯，但在本质上显然与卡塔尔追随土耳其支持穆兄会、哈马斯等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做法密切相关。
因此，在未来的中东地区格局中，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反穆兄会阵营”与“亲穆兄会阵营”的矛盾仍有恶化的可能，并与巴以关系、亚伯拉罕协议、叙利亚政治过渡等地区议题结合在一起而异常复杂。
除加沙重建的成败、以色列与“抵抗轴心”之间的矛盾、“亲穆兄会阵营”和“反穆兄会阵营”阵营的矛盾外，美国是否全身心投入中东和平，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能否得到维持和巩固，伊朗核问题能否重回谈判轨道并使矛盾得到抑制和解决，叙利亚、也门、黎巴嫩等中东脆弱国家的政治过渡能否成功，以及一系列中东热点问题能否得到政治解决，都决定着中东和平能否实现，也决定着真正的“新中东”能否形成。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刘中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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